值得注意的是，章志远教授似乎并不认为所有的违法事实公布行为均为行政处罚，其中还存在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手段的违法事实公布和作为公共警告的行政违法事实公布。
政权就可以说是民权，政权是管理政府的力量，这个大权要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内，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同时，属于人民的表述也富有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特色，和二战后成立的大多数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主权条款的表述相同[121]，而区别于联邦德国基本法、奥地利联邦宪法等资本主义类型宪法来源（ausgehen）于人民这一含义模糊的表述。
[27]参见[日]美浓部达吉：《宪法学原理》，欧宗祐、何作霖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4页。黑内尔将决定权限的权限作为主权概念的标志性特性。[122]属于意味着人民应成为权力的所有者，切实地掌握一切权力，而不是仅作为权力的一个源头或起点。[44]在奥斯丁的理论中，不但主权的最高性归属于政治社会中的统治者而非独立政治社会本身，就连主权的独立性也是仅仅归属于统治者——因为臣民表现出对统治者的依附性，并不是独立的。[75]这种理解在中国也颇为盛行。
持国家法人说的美浓部达吉即认为，主权的其中一种含义为国家最高机关的意思，亦即一国的众多国家机关的意思之中，必然存在一种机关的意思处于最高的地位，它是其他机关意思的发现之原动力，使其他机关意思有效，且有抑制之力[40]，所谓主权在君或主权在民指的就是君主或国民在国内拥有可以决定国家意思的最高权力、最高的机关意思属于君主或国民。对中国1982年宪法中相应条款的解析，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168页。《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条开明宗义地指出：尚不构成刑事处分，依照本条例应当受到处罚的行为，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它们相互之间是阶层化的逻辑关系，各自具有独立的评价功能。[46]Vgl. Maurach Zipf, Allgemeiner Teil, Teilband 1，7. Aufl.，1987，§1b Rn.36f.转引自洪家殷：《论行政秩序罚之概念及其与刑罚之界限》，《东吴大学法律学报》1996年第2期，第89页。行为之可罚性应以该当行政法规清楚载明者为限，至少其须于行政法规原文（Wortlaut）上已预先载明该行为应受官署之非难。（一）《行政处罚法》总论角色的获取从总的结构来看，《德国违反秩序法》主要是指德国联邦和州法律中的全部违反秩序法的总和，[94]其中的总则性规定对其他法中的违反秩序行为也适用，[95]其在行政处罚权力运行中的主要角色，就是总论。
[29]何子伦：《台湾地区刑事犯与行政犯分界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9页。模型化的主要任务是要对不同类型的违法行为进行比对，从而呈现出这些共同内容。
譬如，《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125]第44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1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2）违章指挥从业人员或者强令从业人员违章、冒险作业的。三是该模型能够解决哪些问题，有何种比较优势，即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模型论之意义。[58]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穗天）食药监餐罚〔2018〕G308号，2018年12月10日。以贝林（Ernst Beling）、封·希斐（R.von Hippel）、迈耶（H. Mayer）等人为代表[35]的量的区别说认为，刑事不法与秩序不法并无本质上的不同，仅有量的差异。
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责任要件往往会对过失或推定过失有所偏重。[73]孙秋楠：《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中国法学》1992年第6期，第47页。[44]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德国学者曾如此说道：在德国，构成违反秩序行为之基本要件与刑罚行为并无不同。[47]王世洲：《罪与非罪之间的理论与实践——关于〈德国违反秩序法〉的几点考察》，《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2期，第190页。
因此，在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成立要件中，实质判断只能屈居第二位阶，其主要角色是否定违法性，检讨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是否存有违法性阻却情形。在角色上，有责性往往具有处罚的功能，其内容包括责任条件和责任能力两个方面，一旦行为主体并不满足，其行为便因不具有有责性而不成立应受行政处罚行为。
[88]林山田：《论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刑事法杂志》1976年第2期，第39页。[10]林山田：《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126-127页。
经由《立法法》修改，地方立法已经得以扩张，地方政府也已开始大量实验诸如裁量基准之类的制度。[109]〔荷〕亨利·范·马塞尔、〔荷〕格尔·范·德·唐：《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07页。[48]熊樟林：《行政处罚上的空白要件及其补充规则》，《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第68页。（1）在该当性上，如中国证监会在欧阳鹏、聂建华等案中认为，民安证券行为严重违反原《证券法》第73条第3款挪用客户所委托买卖的证券或者客户账户上的资金的规定，构成原《证券法》第193条所述挪用客户账户上的资金的行为。另一方面，由于需要兼顾成立要件体系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因而我们对体系之中任何一个要素的理解，较之以往而言也会更为细致和深刻，而这无疑将会成为行政处罚理论研究新的知识增长点。 摘要: 行政法学应当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判定提供类似犯罪成立要件理论一样的思维模型。
[3]在我国，由于《行政处罚法》已经颁布实施，加之尚存其他重大理论问题亟待解决，这导致围绕行政处罚问题的相关探讨尚未取得实质进展时，便已渐入冷门。《行政处罚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没有提供此类规范，行政处罚权的实际运行也并无固定逻辑可循。
[96]俞叔平：《奥地利行政罚法之介绍》，《刑事法杂志》1976年第2期，第23页。试图以法益侵害作为标准划分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与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语境完全不符。
对构成要件该当性判断是形式判断，是追求形式法治的思维活动，主要围绕设定构成要件的法律规范而展开。在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成立要件主题上，我国行政法学界早期所作出的努力，似有东施效颦之嫌，应当予以摒弃。
参见城仲模：《奥国行政罚制度析论》，《台湾大学法学论丛》1977年第2期，第123页注[13]。[119]它们要么总是迟到的，[120]要么只能通过结果的弯路而不是从事物的概念而被理解。[9]林山田：《订立行政罚法，以代违警罚法》，《中国论坛》1979年第8期，第12-13页。模型化的框架和内容，非但是对《行政处罚法》第3条总标准的扩展，同时也能为分则和部门性行政处罚法提供某些可以反复适用的原则性条款。
这是违警罪的雏形，也是行政处罚责任的原始开端，对世界各国公法责任体系的确立影响深远，是最早提及类似行政处罚责任类型的立法文本。总体而言，它们三者的各自功能是：构成要件该当性作为一种事实判断，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认定确定一个基本的事实范围。
[16]直至今日，日本行政处罚和刑罚所呈现出来的关系，依然是连体的。（3）难以评判出罚事由。
[59]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的，或者对正常运行的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有关主管部门指出后，拒不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75]熊樟林：《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5年秋季卷，第198页。
实际上，区分一罚和数罚关键在于如何看待相对人的行为本质，亦即相对人行为是一个事实，还是数个事实。[31]韩忠谟：《行政犯之法律性质及其理论基础》，《台湾大学法学论丛》1980年第1期，第42页。实践中，能够对量罚活动产生影响的成立要件要素包括违法性和有责性两个方面：在违法性中，作为判断违法与否的行政法益，在以是否遭到损害的形式完成违法性判断的定性问题之后，同样可以根据其遭到多大程度的损害的形式，为量罚活动提供参照。[30]韩忠谟：《行政犯之法律性质及其理论基础》，《台湾大学法学论丛》1980年第1期，第42页。
[124]Keith Werhan, Principles of Administrative Law, Thomson West, 2008，p.312.[125]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5号，2007年11月30日颁布。在四要件中，所有要件必须判断完毕才能定论，与司法的逻辑进程有所差别，容易造成司法成本的浪费，因为有些行为可能在客观上就不符合构成要件，所以没有进行主观过错的判断。
从客观判断到主观判断，是适用三要件的首要原则。[26]吴庚：《谈违警罚法的修改》，《中国论坛》1979年第9期，第9-11页。
如1947年《违警罚法》第9条规定：违警行为，不问出于故意或过失，均应处罚。在我国，只要行政相对人实施了违反现行法律规范的行为，多数情况下就会被课以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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